尼日利亚一输油管爆炸引发大火 至少42人丧生

这些指引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力度显著强于开放式指引，但却没有反映任何与美联储反应函数相关的信息。

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首要的原则是尊重民意，服务于农民和农业。

在涉及境外的汇率、资本账户开放的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三大金融开放的重大问题上，要谨慎，要坚持渐变的原则。当时我反复强调，针对过去经济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速度下来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当然，如果沿着战略两字为什么?是什么?这个思路展开说，内容就多了如奥地利、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倾向于对涉核心服务的股权众筹平台严格采取牌照制度。（二）设定分层次的投融资门槛及与之相对应的信息披露要求，研究股权众筹退出机制，便利交易达成。

对众筹企业的股东没有数量限制。2002年至2013年，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平均占比只有3.02%，其中2013年、2014年分别仅为1.28%、2.64%，而稳健有序地去杠杆就必须切实发展资本市场多层次创新。压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出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状况下，将资金投放入已经出现信用风险的行业，并不符合商业逻辑。

第三，商业银行的存款基础越来越不稳定，现在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如何通过借入资金来稳定此前已经在表的贷款，因此其新增资产的动力不足。也正因此，中国央行将继续面临保持资本账户平衡的外部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下如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内部难题，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放松将难以避免。考虑到今年的春节较晚，1月份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季节性效应的提振，这似乎意味着2月份春节来临后整体经营活动将进一步放缓。这显然需要中国央行在实践中的进一步探索。

中国央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合理的利差才能既抗衡资本流出，同时也能抵御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从金融市场来看，近期的人民币贬值态势导致资本流入进一步放缓，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来看，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912亿美元。

此前笔者就一直呼吁央行应该尽快降准来应对经济放缓、资本流入减少以及外围央行放水的压力，周三政策放松规模略高于笔者此前的预测，说明中国央行政策基调已开始转变，总量调节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轴，结构调整为辅。从宏观面上来看，降准的最终推出，主要是考虑到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仍然较为疲弱，整体经济增速也面临着下滑至7%以下的压力，1月份的官方PMI指数自从2012年9月份以来首次跌破50的荣枯线。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政策宽松，中国也将难以独善其身。回到降准本身，中国央行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降准释放的资金真正引导至实体经济行业？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似乎更加担心在传统行业出现的信用风险上升，因此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减少。

同时，中国《预算法》的修改也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债市为地方基建融资，其也能减少对银行长期信用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总量供应出现缺失，央行也必然需要通过内循环来保证整体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平稳。此前，央行也一直通过多个渠道表态，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调控政策，但对于结构性调整的帮助有限。这种融资结构的调整，再加上更多民营银行的准入，预示着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将得到根本改善。

第二，整体资金成本在过去的几个季度内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下行，在这样的资金成本上对于实体经济放贷，带来的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效果。具体来看，这是三年以来中国央行的第一次全面降准，在全面降准50个基点之外，央行对部分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但降准之后，商业银行似乎仍然很难将资金引入传统行业。此外，1月份的CPI通胀率可能跌破1%，PPI将进一步下滑至-4%的关口，通缩压力也在挤压中国央行的政策立场。

另外，在货币政策的配合下，中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大企业和上市公司去证券和债券去融资，减少其中长贷款对银行的依赖（当然近期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触及下限另当别论）。如果就业出现较大问题，那么政府容忍经济增速下滑的定力可能就会打个折扣。然后，降准对冲外汇占款消涨的中性特征更趋明显，对此大体上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当前经济放缓尚属可控，未及目标区间下限，倒是经济对就业的非线性冲击，可能成为央行再度祭出总量货币政策的催化剂。但由于投放流动性期限偏短（比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再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这些流动性注入方式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

这么大量级的一个缺口，光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填补压力太大。经济下滑制约了服务业增长，会导致其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等。

如果此时降息，降低中外利差反倒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且2015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在即，早降亦比迟降来得更为自在。2015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这一特征有望进一步加强——尤其考虑到今年地产投资下滑仍是经济中最大的不确定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在定向支持房地产销售上有所创新。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对增长前景和通胀走势的评估上，央行有着与市场不同的视角。一般来说，经济萎缩和通胀下滑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降低增量融资成本，用总量性货币政策来降低存量融资成本。这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下行期银行惜贷情绪滋生，造成宽货币向宽信贷传导不畅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增量贷款成本。有多大基础货币缺口，央行就注多少水，不会更多，也不会太少。市场的倾向性诠释本无可厚非，降息既出，遑论中性？经济下行，怎能谨慎？直到降息两月之后，降准再次来临，才终于给了市场一份意料之中的惊喜。

去年以来，中国通缩风险不断累积，究其原因来自供给面的冲击难辞其咎（国内的产能过剩与国外的大宗低迷）。总结一下，货币政策中性并不意味着央行无所作为（漠视物价经济的螺旋下行），或者刻意矫正（纠偏经济金融中的错配失衡）。

目前，中国就业形势总体无虞，但隐忧仍存。事实上，2012年两次降息推出之前，也有通胀同比下滑至1.6%的背景。

所以，PSL向商业银行的全面拓展，其抵押品的进一步扩容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事情。因此，央行也需要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效应与滚动成本之间做出权衡。

央行甚至倾向于看到阶段性的中性略微偏紧的流动性环境。降准能够提升货币乘数，恰恰构成了一种抵补效应，也能解决其他流动性管理工具期限偏短的问题。其次，央行仍在使用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才是国内基础货币的真正来源，所以央行退出常态式干预也就意味着，央行要在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与更主动地投放国内流动性之间做出权衡。

但随着各种花样翻新的注水，央行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呵护，让市场形成了愈益浓厚的宽松预期。货币政策中性只是意味着，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和物价水平走低，央行会更多地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视角来评估。

因此，今年降准是必然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中国央行选择节前降准而非降息，主要有弥补基础货币缺口的目的，不过也有维稳人民币汇率的考虑。而财政和其他方面改革尚在进行当中，难以指望这些经济主体自发地削减债务，因此需要央行维持中性偏紧的货币环境去倒逼去杠杆。

某种程度上金融去杠杆与实体去产能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用新一轮刺激政策来掩盖和拖延去产能固不可取，用新一轮刺激来误导和激励重新加杠杆亦足堪忧。可见，央行一直有意淡化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就是为了避免债务的进一步扩张。